天下三大行书的创作背景和艺术特色？

天下三大行书的创作背景和艺术特色？

中国的三大行书，一个是《兰亭序》，一个是《祭侄文稿》，一个是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三篇书法体现了三种风格，三种心情和三种不同的社会形势。 《兰亭序》写的是游山玩水，文人荟萃中体现天下太平的政治形势。这篇行书流畅，结字欢快，枯笔很少，偶尔的涂抹也增加了一种随意为之的活泼感，神气至极。当时的隋朝，继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又一次依靠武力完成了政权的统一，虽然隋炀帝在远征高丽中死去，但是却留下了天下初定的架子，开凿了运河，而隋朝时期也是汉字脱胎换骨的时期，楷书行书从此逐渐成熟，体现了国家初定，知识分子受到重视的情况，自然是高兴万分，但是在文章最后也体现了对这样的良辰美景迅速失去可能的担忧。李白《将进酒》的感觉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郭沫若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疑为伪托。但是如果从隋朝的整个政局特点来看，对好景难常在的担心实际上也是很自然的。 《祭侄文稿》表现了国破家亡的悲愤难当，全篇行文非常沉痛，枯笔苍老艰涩，不时涂抹改写，表现了颜真卿的强烈的悲痛和忧伤愤恨之情。其侄死去，而整个国家在安史之乱中也岌岌可危，后来，连书法家本人也死在这场战争中，于是这个帖子，也是颜真卿最后的代表作品和绝笔。从唐代全盛之世到如此的动荡，岂能不伤感。想起李白写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句，感觉潸然，因为似乎李白感觉到唐朝的盛世似乎有昙花一现的感觉和担心，国祚不稳，也有一朝倾覆的可能，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幸言中，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能不伤感！ 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体现了自己被贬黄州的郁郁寡欢。该帖用墨厚重，浓密，而字体是苏轼本有的右边倾斜的字体，体现了苏轼心情凝重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恐慌的感觉。他犯了宋代最大的文字狱，虽然没有处死，但是却忐忑不安，对自己的命运非常的忧虑。然而我总觉得苏轼不仅仅是在意自己的命运，同时有对国祚的忧患在其中。宋代从建国到灭亡，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可以说是没有间断过，连年的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长期的恐慌。这样，苏轼不能不想，在国家忧患若此之际，而国家政局还是这样不和，怎么能不忧己乃至忧国呢？又在被贬黄州的第三个寒食之日，不知何时是个尽头，不知命运将会怎样走。于是苦叹，“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病起头已白；但见乌衔纸；坟墓在万里；死灰吹不起”。恐惧忧愁中这样一篇著名的书帖就诞生了。作为著名文人的苏轼，文辞俱佳，然而这篇书法著名之处却是书法而不是文辞。这也是多数著名书法作品和这三篇书法作品的通例。一部神品的书法作品往往并不是刻意为之的文学作品的书法化，而是内心心境的书法化。 从这三帖可见，一篇传世佳作的出现，除了书法家自身的造化以外，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往往会促发社会有识之士因之而产生不世出的绝品艺术。敏锐的艺术家应该及时把握这样的社会玄机，适时创作出最佳的作品，并对现实有所能动的作用。

董其昌书法的特点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 今上海松江县)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世称“董香光”、“董文敏”、“董华亭”，在明末以书画名重海内。

他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行书以“二王”为宗，又得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诸家，赵孟俯的书风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他的创作。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王派风格，作品行云流水。

俗媚，字如其人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 今上海松江县)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世称“董香光”、“董文敏”、“董华亭”，在明末以书画名重海内。

董其昌学书道路是十分艰难的,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由此可见，他对于古代名家墨迹是认真临摹的，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方面，能融会贯通各家之长。以古为师，以古为法，他的书法成就一方面得力于自己刻苦勤奋,善于深刻地悟通、反省，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其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的交往，得以饱览许多书画真迹。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董其昌在仕途上的通达,不是明代前几位书家所能比拟的。到了清代，康熙又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清代著名书家王文治《论书绝句》曾赞曰：“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 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一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清初的书坛为董其昌笼罩，书风日下，实在是书坛的悲哀。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他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行书以“二王”为宗，又得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诸家，赵孟俯的书风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他的创作。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许多作品行中带草，左图这幅作品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体势有米芾的侧欹，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似赵孟俯，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

董其昌学识渊博，精通禅理，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画禅室随笔》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

——从别的地方抄来的 （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