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陶晓清是资深广播人,打从1970年代便是美国权威音乐杂志《滚石》(Rolling Stone)的订户。父母卧室的床头和地上,常常摊着他们读到一半的书。父亲那边是杂文、小说、古籍;母亲这边,枕头底下便经常压着一本《滚石》。我自己是到上了中学,认真听起摇滚乐,才慢慢感觉《滚石》的厉害。尽管以我当时的英文程度和音乐知识,大多文章只能半读半猜,却也很长了不少见识。1987年,信箱收到一本特别厚的《滚石》特刊:他们广邀各方乐评,选出1967年以来最伟大的一百张专辑,作为创刊二十周年特别企划。当年自然没有网络这种东西,此类资讯极为珍罕,消息传播也远不如现在迅速,这份“百碟榜”的效应,竟持续了好几年:若干台湾杂志曾经抄列这份榜单,唱片行也常把它张贴在店头,作为顾客采购指南。一时之间,自诩精进的乐迷人手一份,人人都在盘点自己听过几张,仿佛那是一份“摇滚学力测验”的考卷。那年我十六岁,刚上高中。拿着这本特刊,我如获至宝,从第一页艰难地读到最后一页(里面有太多陌生的名字和故事,什么字典都帮不上忙)。对摸黑前进的初阶乐迷如我,它简直就是一座高悬的灯塔。“作品热闹、论述冷清”的台湾乐坛那时候的台湾,也正经历一场“大爆炸”:蒋经国宣布“解严”,压抑了几十年的各样禁忌纷纷松绑,台湾摇摇晃晃进入一段嘉年华式的“集体醺醉”时期,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意见要发表。还有哪个媒介比流行歌曲更宜于承载、宣泄那个年代过剩的激情?1989年,我考进台大。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和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唱遍全岛,双双卖破一百万张。崔健的《一无所有》引进台湾,“黑名单工作室”出版了《抓狂歌》,全数歌曲遭国民党禁播。默默无闻的伍佰参加“水晶唱片”的“台北新音乐节”,在台大旧体育馆献出生平第一场正式演出,我是当天不太多的观众之一。这些音乐之新鲜、热闹、勇莽,令我血脉贲张。流行歌曲已和小说、剧场、电影一样,成为那个时代百无禁忌的“大探险”路线之一。我的大学四年,正好一头栽进这场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后解严”高潮,台湾流行音乐也在这段时间开出许多奇花异卉,紧紧扣住了时代的冷热悲欢。查看全部>>